徐道珍和老伴
他是一名老兵,参加过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战役,穿越了枪林弹雨,九死一生;转业分配到上海后,他三次打报告申请回家乡参加农村建设;国家出台政策,从城里到乡下支援生产的人可以办理回城手续,他却不愿回上海,宁愿每月领取几百元的补贴费,也不肯给国家添负担。
今年首个烈士纪念日,响水县小尖镇沙庄村86岁的徐道珍坐在电视机前,看到国家领导人集体瞻仰革命烈士的画面,感慨万千,思绪飞向战火纷飞的岁月……望着画面中雄伟的革命烈士纪念碑,潸然泪下的徐道珍,用微颤的双手翻出珍藏如宝的四枚勋章再一次佩戴在胸前。老人抚摸着发黄的“革命军人证明书”,这张当时由华东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政委饶漱石签发的证书虽然被岁月染黄,但见证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参加游击队“小鬼队” 怀揣手榴弹送情报 1929年9月出生的徐道珍童年不幸,9岁时母亲生病去世。继母进门后,对小道珍横加虐待,不给吃、不让穿,天天打骂。 徐道珍记忆犹新,1942年5月份,14岁的他被继母撵到田里去看瓜,不让进家门。傍晚,继母到田里发现少了几只瓜,拿起瓜刀就向小道珍砍去,小道珍吓得撒腿就跑。夜深了,不敢回家的小道珍寻思着去哪里,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四叔徐慎翠在当地游击队当队长,当时游击队队部就驻在离家七八里路外的月港村,小道珍连夜向月港奔去。 四叔看到浑身是伤的徐道珍,与几个队领导研究决定收留他。由于他年龄小,被编入“小鬼队”。“小鬼队”里都是未成年的孩子,一般不参加战斗,只负责送信之类的事。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徐道珍接到连送三封情报的重要任务。他装好信件,队领导发给他两颗手榴弹,以备途中遇到敌人时,拉弦同归于尽,不能让情报落入敌人手中。 “十四五岁的孩子孤身一人走在漆黑的荒野里,很害怕。”徐道珍回想当时的情景说,害怕不是怕遇到敌人,因为自己有手榴弹,可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令人害怕的是在坟地里撞见眼睛冒绿光的成群野狗。就这样,在恐惧中,送完三封信,也迎来了天明。
▲由陈毅、饶漱石签发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涟水保卫战差点牺牲全团只剩下12个人 1946年9月,18岁的徐道珍经过部队整编,加入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11纵队。他先后参加过为期65天的淮海战役,从响水向南,参加了攻打响水口、小尖、盐城、伍佑、便仓、白驹、刘庄等大小战役、战斗几十个,其中涟水保卫战让他刻骨铭心:战斗激烈残酷,双方死伤惨重。 提到这场战斗,86岁的老人显得异常激动,本来浑浊的眼睛,目光突然变得清澈而深远。战斗打响时,他在15团3营9连给指导员当通信员。我军面对的是国民党主力74师张灵甫的部队。当时国民党都是美式装备。上有飞机,下有大炮,他们的军官、士兵甚至马夫都经过严格标准训练。 10月15日到22日,徐道珍所在的部队与进攻之敌浴血奋战,最后一个团只剩下12人。他记得当时我军的枪炮装备没有国民党的好,国民党官兵害怕拼刺刀,所以一有机会就采取拼刺刀的战术。在第七天的肉 搏战中,徐道珍毫不畏惧,浑身是劲,冲在前面,一刀刺死一个敌军,由于用力过猛,刺刀一时拔不出来,此时,从侧面冲来一个敌军端着刺刀向他扑来,他一用劲,枪刺挑起了前一个敌人的尸体砸向冲他而来的敌军,这名敌军被砸趴下后,吓得高举双手跪下投降。 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后,敌军再次增援,由于敌众我寡,上级命令撤离阵地。徐道珍一边射击一边撤退,准备泅渡废黄河。刚到对岸爬坡时,敌人机关枪的一梭子弹从身后射中了他,巨大的冲击力推得他趴在河坡上,当时以为自己没命了,后来到安全地带打开背包一看,一梭子弹全部“窝”在背包里,原来是被河水浸透了的背包救了他一命。 成了地道的“上海人” 却三次打报告回家乡 涟水保卫战结束后,由于伤亡巨大,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进行了整编,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徐道珍成为华野的一员。 经过战火考验的徐道珍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后来参加了渡江作战,进驻上海,分编到第二野战军空军3014部队场务队,也就是上海虹桥机场服务队,任机械排副排长,当时部队还向德国人学习飞机检修技术。 1954年,徐道珍转业分配到上海市公安总局,任电梯班班长,带着手下12个人,负责总局的电梯管理检修工作。1955年5月,家里人将未婚妻孟士花从响水送到上海与徐道珍完婚,当时由黄埔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结婚证还保存至今,户口在江宁派出所,单位还分了两间房子,夫妻俩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1956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徐道珍申请回家乡响水参加农村建设,由于他当时技术好,为人正直,上海公安局领导不愿让他离开,但他连续写了三次申请书表决心。当时,妻子孟士花已有身孕,并且在上海的工作有当地组织关心也基本落实好,所以她也不愿丈夫回家乡。徐道珍耐心地做妻子工作:战场上一个团打剩下12人,我能有幸活下来,知足了,不能再要公家养活我们了,家乡还很穷,我们回去凭双手刨地种庄稼,支援家乡,给国家减负担。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组织上考虑到他在战争年代落下的严重胃病,批准他回乡。 符合回城条件却不回老兵不愿给国家添负担 回到家乡响水农村后,徐道珍从来不提自己曾经的功绩,积极投身地方的农业生产,和干群们一起开荒治碱,挖沟挑河。由于当时地方经济条件太差,吃了上顿没下顿。妻子也因饥饿和劳累,导致第一个孩子胎死腹中。 不论当时农村的生存环境如何恶劣,徐道珍毫无怨言。他发挥自己会修理飞机的特长,给家乡父老乡亲义务修理农机具40多年,不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农机出毛病,都找他去修,从没收过一分钱报酬,他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机医生”。 从1978年开始,国家出台政策,当初由城里到农村支援生产的人员可以办理回城手续。家里人都劝徐道珍出去跑跑手续回上海,徐道珍却说,我们全家现在这么多人口,回城会给国家添麻烦,不回!儿女们每次要求找组织,为他争取应有待遇,他都坚决反对。他还警告家里人,“你们如果去找共产党麻烦,我就不活了。” 国家发展了,地方也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1992年,徐道珍夫妻去上海工作过的地方看看,一位老同事对他说:老徐啊,现在上海的低保户每月都拿两千多元钱,你一个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军队转业干部,却只拿每月几百元的补贴费,真是亏大啦。徐道珍认真地说:“与那么多早已长眠在地下的革命烈士相比,我不亏,我知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