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结婚时代：围城外的苦恼

达摩克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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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还有一个月零两天，就是程杰(化名)34岁的生日，今年的生日恰巧和一个出差安排的时间重合，这也就意味着，半年前她允诺家人生日当天领证的计划又要泡汤了。

尽管和男友感情稳定，双方家长也早在一年前就商量过两人的婚姻大事，男方甚至已经把十万元的彩礼钱打到了程杰的银行卡上，但工作的压力，以及居高不下的房价，让程然迟迟不想走进这座婚姻的“围城”。

在程杰的概念里，结婚就意味着失去了自由，“我还没有准备好，从精神上到物质上。”程杰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中国传统理念正悄然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和程杰持相似观点的适婚男女，正在逐年拉低着中国的结婚率。

民政部6月份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2018年第一季度，全国的结婚人数301.7万对，同比下降5.7%，其中上海、浙江、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较低。如果与5年前同期结婚人数的高位428.2万对相比，2018年一季度已经下降了29.54%。

专家分析认为，适婚人口数量下降、婚龄推迟、城市化进程加快都是结婚人数不断下降的原因。

而由结婚率下降引起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家庭购买力降低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逐渐显现。

城市：结婚止于房价

如果选择放弃一样东西而保持继续幸福的生活，那么程杰可能会选择放弃婚姻。

硕士毕业时，程杰已经26岁，不过她并不急着结束自己单身的生活，一个人的时候，钢琴、绘画、花艺、健身、旅行填满了她的生活。

工作也让她无暇顾及婚姻，在媒体常年出差让她很难有时间去谈恋爱。

大城市里，这样的桥段以不同的形式，在很多单身男女身上上演。

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年白领8小时生存质量调研报告》显示，三分之一的白领每周加班超过5小时。频繁的加班和出差，让他们很难有更多的精力来经营一场恋爱甚至婚姻。

当然，更现实地摆横在他们和婚姻之间的是，房子。

网上曾经流行过一个段子：等房价便宜了，就和你结婚。他暖暖地说。听完后，她的心里凉凉的，她想，这大概是最委婉的分手了。

程杰认为这个段子并不好笑。

3年前，程杰结束了自己的单身状态，热恋期间和男友刚萌生出结婚的念头，就碰上了北京房价的暴涨，房价在原有基础上，几乎翻了一倍。

“原本3万元的房价涨到了5万多元，5万元的房价涨到了8万多元。”程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程杰和男友手里拿着父母攒了半辈子的积蓄，突然发现首付根本凑不不齐。

没有房子，结婚的事就这么搁置起来。

程杰现在和男朋友租住在北京的魏公村附近，一套45平方米的一居室，一个月房租7400元，加上水电费和网费等杂费，每个月这项支出要8000元，而一旦买房，将要背负的房贷让程杰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一下子“回到解放前”。

这不是北京特有的现象。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结婚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反比现象，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例如上海浙江，其结婚率低，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例如，西藏、河南、青海等地的结婚率则较高。

2017年，结婚率最高的前五大地区，分别是贵州、安徽、西藏、青海、河南。而从人均GDP看，这些地区在2017年的人均GDP均不超过5万元。

而在2017年，结婚率不足0.7‰的10个地区，包括北京、广东、浙江和上海等，有6个在2017年的人均GDP超过7万元，其中3个地区超过10万元。

“除了爱情，更要考虑婚姻的成本。”程杰说。

农村：城镇化是“援手”

而在没有高房价和生存压力的农村，结婚率同样不容乐观。

尽管我国不同地区的婚姻习俗差异很大，但是不同地区的婚嫁趋向于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婚姻市场化，在农村，婚姻成本同样越来越高。

25岁的冯帆(化名)，到现在还是“光棍”，他知道，这样的年龄，在农村已经很难找媳妇了。和城市不同，男多女少是目前整个中国农村的现状。

尽管家里两年前就动用了全部积蓄，在宅基地上新盖了五间房子，但这并不能吸引和冯帆同龄的女孩。只靠务农为生的父母很难在县城给冯帆买一套90平方米的两居室，而这几乎已经成为农村娶亲的“标配”。除了县城的房子，十万元的高昂彩礼同样让冯帆和家人为难。

有分析认为，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不断发展的经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代年轻人的婚姻选择。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加剧了市场竞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结婚率反倒走低，这在全球都是一种趋势。

村里刚刚办完喜事的人家，光是三天三夜的流水席就吃进了二十万元，冯帆算了一笔账，“如果是同样排场的婚礼，结个婚最少要花40万元。”冯帆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这对冯帆一家是个天文数字。

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201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432元。

有分析指出，中国农村的男青年在整个社会群体分层中处于底层，在整个“婚姻圈”中处于劣势地位。农村婚姻市场根据男方或者男方家庭的竞争力劣势地位。农村婚姻市场根据男方或者男方家庭的竞争力而形成“婚姻梯队序列”。这种竞争力的形成主要是以男方或男方家庭的财富为核心。

国家“逼婚”

逐渐走低的结婚率正在显现出它的弊端。

中国妇联在2015年发布的《中国幸福婚姻家庭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从上世纪70年代的21岁增加到了目前的25岁，且还有上升的趋势。

初婚年龄的变化不仅反映了一个社会中婚姻的变迁，而且对人口再生产、人口的增长速度以及人口的发展规划有重要的影响。

上述报告指出，许多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几十年来，初婚年龄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女性经济独立、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家庭经济背景都可以视为相应的影响因素。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目前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较第五次人口普查上升2.93%，凸显我国老龄化加速的现状。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结婚率降低会影响生育率和出生率，进而影响人口数量和结构，最终影响未来国家的经济发展。

相比5年前，结婚人数下降126.5万，这一变化引起了政府层面的关注。

2018年年初，山西省宣布将全面启动婚姻消费补贴制度，2018年补贴金额预计高达9500万元。婚补基金面向领证一年内新人，补贴范围包括婚纱摄影、婚宴酒店等各个环节。

政府发放婚姻消费补贴，这在全国范围内还属首次。

有专家认为，“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之后，官方层面就隐隐传递出“鼓励婚育”的信号，随着“全国出生人口总量和出生率双降”等统计结论的出炉，官方进一步出台对应的婚育激励政策，或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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